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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知道儒家一向主张重义轻利,要他们支持商业难上加难,但他正好借助儒家教化的核心教义,只说商人也是百姓,也应当教化,只要教化得当,自然不会导致趋利轻义的问题。

    至于能不能教化出来,就是儒家的课题了。

    听姬平如此一说,卢植才躬身行礼道:“如此,植附议。”

    姬平这才松了口气,若是他连卢植也说不服,恐怕政策实行的压力会更大,幸好卢植不是那种腐儒,毕竟是打过仗的,不会认为单纯以德教化便能平定天下。

    这也是汉末儒家的一个进步,经过百年发展,儒士融入官僚集团,参与治理国家,逐步将原本的理论融合到经世治国之中。

    其实对于盐铁官营的争论,在汉昭帝时便有过一次大型的讨论。

    汉武帝打了四十四年仗,导致国库空虚,所以重用桑弘羊,将盐铁收归官营,收拢军资。汉武帝死后,其子汉昭帝当政,因为连年征战,国家已经不堪承受,流民遍地,民怨极大。

    霍光辅政,与桑弘羊不和,霍光为了收拢民心,要恢复文帝时的休养生息之道,便召集了六十多名全国各地的贤良大儒、天下豪富民代表,与桑弘羊一系的官员就盐铁官营还是私营,展开了一场辩论,辩题就是“问民间所疾苦”。

    结果是桑弘羊失败,废除盐铁官营,转为私营。

    其实民间疾苦,与盐铁私营关系并不大,根由在于汉武帝过于穷兵赎武,打了四十四年仗,搞得民生凋敝,桑弘羊也算有本事,在这种情况下搞了四十多年经济,还没有出大问题。

    但是为了收拢军资,桑弘羊除了盐铁私营外,还搞了一个很损的政策,正是这个政策,造成了百姓对他的极大怨恨,连带着盐铁官营也受了牵连,被地方豪强利用,夺为私营,乃至到了后汉,连收也收不回来了。

    这个很损的政策名为算缗令和告缗令,实际上就是一个征收富商和豪强财产税和打击逃税的办法。

    算缗令规定,除了官员、三老,北边骑士外,无论从事什么职业,只要有钱,、有物、有车、有船,都要征收财产税,比例是以前商人交税的五倍。此令一出,凡是富豪皆争匿财。

    于是又有了告缗令,有敢于告发的人,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。

    这两项政令开展了三年,中等以上的商贾豪强大多数都被告发了,没收了大量的财产、成千上万的奴婢、佣工,没收的田地更多,大县几百顷,小县百余顷,这些商贾几乎全都倾家荡产。